8条人文徒步路线 上海散步 一个人,用脚丈量着上海……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相关马路的情况,也可以发现更多有趣的去处,打发闲暇时光—--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403/10/1501806_106866102.shtml 弄堂和石库门
World's Greatest City: 50 reasons why Shanghai is No. 1
51 things you may not know about Shanghai... but should
27 April, 2010 This handy list of obscure Shanghai facts provides everything you need to become king of the conversation killer. http://travel.cnn.com/shanghai/play/51-thing-you-dont-know-about-shanghai-should-679579 喜欢上海的99个理由 http://sh.sina.com.cn/travel/z/lovesh99/ 中国周刊:中国周刊特约撰稿 毛十八 发布时间:2012-04-11 10:32:53
[内容简要]:那些角角落落里,还是有很多上海人,为了能过上自由无用的日子,在做些实惠和讲究吃相的抵抗与挣扎。 坐晚班飞机降落上海虹桥机场2号航站楼的旅人,常会怀着惊讶和同情,驻足观望一群上了年纪的机场静坐抗议者。就在不久前,某餐饮集团的经理出差上海,还顺手拍照并上传微博,感叹道:“……老的老衰的衰,头发白的白……不易。” 如果驻足观望的时间稍长一些,同情或许会升级为由衷的赞叹,因为这些魔都的爷爷奶奶们抗议的文明程度,在国内大约确实可以算得上名列前茅──没有吵闹,没有哭喊,地上整齐码着条幅、资料和照片,扩音喇叭里以有限的分贝播放《红梅赞》、《团结就是力量》之类的经典红歌。 需要更多观察一段时间,几天或是几周,才能发现一些更生活化的细节。比如人流量较少的时候,他们会关掉喇叭(要省电的嘛),织一会毛衣聊聊家常;又比如晚上8点过后,机场里的面包房开始打折,他们会陆续轮流去买上一些,带回家做第二天的早饭。 虹桥机场的工作人员对这群示威者的评价是,“他们这样才叫实惠咧!” ·一· “实惠”这个词,在上海话里难分褒贬,可以暗损一个人爱占便宜,也可以明夸一个人会过日子。在上面的语境里,这名机场员工似乎更加巧妙地把两层含义糅在了一起。 示威者们来自两个正巧被排除在机场拆迁计划外的小区。2010年3月16日,扩建的虹桥机场2号航站楼正式投入运营,小区于是成为离航站楼直线距离最短的居民区。居民的诉求是拆迁和补贴,但机场认为,总有小区离机场最近,是否拆迁,得按照规划和噪音标准来。 双方展开长达两年并且仍旧进行中的博弈,到后来机场管理人员和静坐组织人员甚至混熟了,于是约定过了运营高峰时间再开始抗议,以尽量避免发生冲突。每天晚上7点一到,爷爷奶奶们自带板凳条幅扩音器甚至毛线球(是的你没有看错!),出现在航站楼到达大厅,10点过后收工散场,手里还拎着一些刚买的打折面包。 小区居民对拆迁已逐渐不抱太大希望,但这样的抗争反正不动筋骨,无妨一试。大家约定,凡家有退休老人的欢迎报名加入,没有或不愿加入的,则象征性支付一些费用投入“小区发展基金”──去机场坐上3个小时的,大约可以得到8到10元的补贴。 或许需要多举一个例子,才能表达这种并不常见的“实惠式”抗争背后,所代表的上海人。 松江区九亭镇,原本板上钉钉的远郊地段,由于有了地铁和更为偏远的松江大学城,竟也渐渐成为每平米逼近两万的住宅密集地。传说中的“上海最牛钉子户”,就诞生在这里。 沪亭北路上,已拓宽至双向四车道的柏油路,突遇一栋双层民宅阻截,如酒瓶口一般收窄成两车道从屋前经过,非机动车道则见缝插针在屋后另辟蹊径,从远处看,民宅被马路包围得仿佛陆上孤岛,甚至发生过不熟悉路况的司机变道刹车不及,直挺挺撞上房子的事情。 房子的户主是一个80多岁的徐姓老人,两层楼400平的旧宅,拉拉杂杂住了一大家子9口人,为了防止发生一家人里有人擅自和拆迁办谈条件的状况,外孙特地去公证处办妥了委托书,一切拆迁补贴事宜,由他说了算。 从09年初道路拓宽即将完工到现在,房价水涨船高,最近的新式小区,离旧宅不过几百米远,附近是林立的服装店、餐厅、24小时便利店,徐家的补偿要求也随之提高到了800万,这在拆迁办方面看来,绝无可能。 于是,房子就立在那里,路就绕了过去,由于位置醒目,市口不错,徐家索性把底楼用于出租,杂货铺、修车铺、馒头铺等纷纷开张经营。临近住宅区的居民也渐渐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约朋友到家里做客或者到附近吃饭的时候,还会半自嘲半自豪地加一句:“喏,就是那个最牛钉子户那里呀。” 试着这样解释吧——这座如今迫不及待在外滩立上6吨铜牛像、把市中心的美术馆挪作商业用途的魔都,却还是有那些在机场静坐的爷爷奶奶、与爷爷奶奶和平相处的上海机场集团虹桥机场公司、沪亭北路口的徐家人,以及让徐家人能够仍旧住在老宅里的九亭镇拆迁办公室。 而在这些人事背后,如果还有什么称得上是这座城市的市民精神,那必然只能是爷爷奶奶们每天可能不到10块钱的补贴和提回家的打折面包,以及徐家人出租给经营户的一楼门面房子。 这是上海人特有的实惠——能争的利益,一定要争;但能过的日子,也得首先过得像模像样才行。 ·二· 文字记载或是耳闻目见的上海都如此。战争时期逃难的人躲进租界,几家人家挤一所房子,私底下蹭米蹭油,面子上总要和和气气;“文革”以后,原本的独门独户的大宅子,一下子住进十几二十户,低头争的是电费水费,抬头也会分食点春卷馄饨;知青回沪为了房产的继承权兄弟间官司乱作一团,但在外人面前绝少诉苦。 这和《花样年华》里吃个夜宵馄饨摊都要描眉画目的苏丽珍,倒有相通处。要解释这种实惠和打肿脸充胖子的区别,恐怕又要费上一番工夫。 认识一个如今已徐娘半老的阿姨,年少时候家里虽条件一般,却经常有得新衣服穿,那是因为她家传裁缝工夫好,布店里有一点零碎布(一卷布剩下的最后一截,一般很难派上用场,就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出售)都能算出,大约能做一件怎样款式的衣服或者裙子,买回家裁好样子缝纫机一踩,就是一身新战袍,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穿出去百战百胜,风光无限。 更通俗和为世人所知的,是“半两粮票”,也是典型的既要改善生活也不能影响生计的上海发明。 南京路上三阳南货店里的小方蛋糕,一两粮票可以购四小块,半两就是两小块,颇够解馋和朋友间分食;大壶春或者萝春阁的生煎馒头一两粮票是四个,女生一顿饭吃四个嫌不够八个又嫌铺张,就可以要一两半;就连上海人早饭最爱的大饼油条,也体贴地设定成了一两半粮票一副(一根油条加一个大饼),半两可以单买一根油条。 定额供给的年代虽然过去很久,半两粮票的态度也算是传承下来。遭不少外埠人嘲讽的做作下午茶,就是一例——打车到最近的地铁站,几番换乘耗时小半天,到上海地价最贵的新天地,在那里的星巴克坐上几个钟头,再原路返回。 其实笑归笑,认真想想这样的做作,也着实是会过日子。尽量少地日晒风吹保持妆容发型,又并不破费,虽然坐在寸土寸金的太平湖边,所耗也不过30块一杯咖啡而已。 若干年前,淮海路百盛楼下麦当劳刚开业的时候,沪上曾有报纸将其列为最具性价比下午茶圣地,盖因淮海路上美女多,坐在窗边阅遍远近长腿,一杯咖啡五块钱不到还可以续杯。 大约06年时候,新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实行,繁华路段的酒吧们严格执行,凌晨两点关门送客,这个时候要打车回家,夜间费用跳得厉害,生活类周报们纷纷推荐夜场附近允许通宵营业的KTV和浴场,横竖已经疯到凌晨,不如再去唱几小时K或者在沙发上东倒西歪地眯一会儿,且是低价时段,实惠得紧。再和如今的新天地星巴克相比,不过是一脉相承,量力而high,开心就好。 就连相亲这件关系到婚姻的还算重要的事情,都逐渐简化为最明快省钱的版本。现在的人大多忙碌,没必要繁冗到拉着介绍人亲戚朋友,轰轰烈烈一队人马开圆桌。通常是交换好联系方式,约个下午临近傍晚的时候出来喝杯东西,看对眼了还有漫长的晚饭和晚饭后时间以供培养感情,坐不下去的,则随时可以装作晚饭有局,接个电话便结账遁去。 再上一辈的人之间,则连喝杯东西都省了。人民公园相亲角里,真正的活跃分子,都是那些一口上海话见人自来熟的阿姨妈妈们,她们未必会将子女的情况写在A4纸上展示──那太大海捞针了,且在她们眼里也上不了台面──而是凭借卓越的社交能力进行点对点突破。 她们在擦肩而过的时候,迅速交换眼神和短语,以确定双方足下正好是一男一女,若果真如此,就立刻驻足交谈起来,对话一路深入且展望未来到两家人家相隔多远、结婚后住得离哪家近方便照顾的程度,直接解决了恋爱结婚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家庭矛盾。目睹过一对阿姨妈妈,双方都谈得满意,两家住所相隔也不过步行距离内,当即约好各自回家烧菜做饭用餐完毕后带子女出来散步碰头,全过程简直不费毫厘。 所以外人大可以不屑地说,所谓实惠,不过是不愿意多投入机会成本罢了。和做投资一样,愿意孤注一掷的人,可能输光底裤也可能赚得盆满钵满,要保本的人就只能得些小零花钱,就像这些阿姨妈妈们这般无成本投入地相亲,顶多给自己的儿女找一门看得过去的亲事,要攀高枝,总归是不能够了。 可上海人会觉得,不能就不能呗。有得赚,姿态又好看,总比输光光好呀。 ·三· 讲到姿态,上海人有一个词,用来形容万事太拼太抢且要得太多的人,叫做“吃相难看”。 从字面上就能读懂意思,小口吃东西吃到七八分饱,优雅稳妥;狼吞虎咽恨不得站着夹菜直接送进嘴里了,这种吃相是难看的,吃得太猛还搞不好吃坏肚子,不大划算。 早几年周立波刚刚出头的时候,上海人颇爱他清新可喜幽默适度,一度推崇其为海派文化的代表。这两年周立波越发红了,电视机一打开就是他,选秀节目新闻节目都要去评论,对南北文化差异的调侃也渐渐变为挑衅——吃相难看了,上海人反而不喜欢他了。 这也正好能解释为什么堂堂“江南第一学府”复旦大学(这个称号的归属虽然有争议,但既是写上海,就暂且勉强让复旦得名吧)被称为“白领制造机”,这么多些年来也不见出几个有名堂的企业家,能叫得出名字的,翻来覆去无非郭广昌陈天桥而已。 传说中,99年盛大草创,陈天桥和几个元老蹲点复旦计算机系男生宿舍拉人入伙,全系几乎无人肯去,只有闷头在宿舍里打游戏不勤于找工作的才被说动。说这故事的人假装一脸遗憾,“04年盛大在纳斯达克上市,如果当年入伙搞点股权,怎么样也发达了啊。” 但他的遗憾终究并非发自内心。就在这感叹发生之后不久,网上开始流传一个励志段子:98年,马化腾凑了50万创办腾讯,没买房;98年,史玉柱向朋友借了50万搞脑白金,没买房; 99年,丁磊用50万创办163,没买房;99年,陈天桥50万创办盛大,没买房; 99年,马云凑了50万,注册阿里巴巴,没买房──如果当年他们用50万买房,现在可能贷款没还完。 网友们半是怀着对创业的憧憬半是发泄对房价的愤怒,对这个段子赞誉有加,但在复旦内部bbs上,这个段子却完全没能激起人们的半点儿斗志。一个基本达成共识的意见是,当年用50万买房的人,100个人里能有99个如今过得还不错,当年用50万创业的人,不知道1000个人里出不出得了一个马云。 这才是更为传统和发自内心的复旦人的想法,不要断了后路,不用背负太多,也不求大富大贵。这座比起吃多少更讲究吃相的城市,对这所大学产生的牵引力,终于生长出了比复旦校训更深入人心的复旦精神——自由而无用。这是会舞文弄墨的大学生们,对上海的实惠生存法则做的一个更为精致的注解。 这里的自由,基本无涉“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大含义,而更多是生活甚至生存上的自由。有复旦学者就曾说过,同一个自由,北大是“以天下为己任”,复旦则是“平民化”,而这正好也是上海城市文化的精髓之所在。 于是,这座城市才有了每天晚上去虹桥机场报到的爷爷奶奶们,于是才有了住在路中间的徐家人,所以,也才会有2010年11月21日,胶州路大火头七那天,普通上海人送来的铺满整条街的鲜花,一个由居住在上海的学生、白领、生意人……组成的业余交响乐团,正午11时15分在失火大楼对面奏响《圣母颂》。 那段时间里,这首只持续了几分钟的《圣母颂》,成为全中国反复提起的话题。网络上,人们传递着现场拍下的视频。各种版本的《圣母颂》被翻了出来,北京人、杭州人、香港人……“一遍一遍地和上海人一起听”。 ·四· 但无可避免的,魔都本身还是随着印钞机开足马力的速度,越发变得吃相难看起来。 陆家嘴继续像吃了发酵粉一样造高楼,目前正在建设中的一栋名叫“上海中心”,总高度达632米,是拉斯洛·邬达克(L. E. Hudec)80年前在上海设计的远东第一高楼的六倍高。 远东第一高楼的地位维持了半个世纪,就在不远的20年前,住在南京路附近老房子里的人,还很喜欢晚饭后到这栋高83米、外墙黑漆漆的国际饭店楼下走走路吹吹风,享受抬头数层高数到帽子掉下来了的欢欣。 后来,上海有了420米的金茂大厦,492米的环球金融中心,又马上要有632米的上海中心,穿梭于高楼间的风已经成了完全不能消受的妖风,地面沉降和建筑安全也成了让过路人心慌慌的谈资,毕竟去年,银城路上的时代金融中心已经往下掉过两块幕墙玻璃。 上世纪末,新天地改建工程临近启动,所牵涉到的太平桥地块各里弄居民相继搬迁。在那个大多数人对房价地价还极为懵懂的年代,那些生长在卢湾区腹地的原住民,让出自己的老住所,得到的补偿是一处远在远郊浦东新区三林地块的工房,或是每人四万块钱。 2001年,新天地改建完毕,原先的里弄房子摇身一变成了人均消费300元以上的高级餐厅,四万块只够在设计师店里买上几件衣服。这令很多回来探探自己家变成什么样了的老上海人看不懂。他们更不可能明白什么叫做在米其林三星任职过的厨师,也不会知道一家餐厅里的琉璃吧台,竟也会贵得超过他们的全部家当。 任何一个在市中心地段长大的孩子,要寻回儿时玩伴或是回忆,也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老早的外滩,即便是最势利的友谊商店,小朋友在夏天还是可以穿得稍微齐整些,就进去孵一下午的空调,还可以顺便偷瞄两眼那些个蓝眼睛高鼻梁,以消磨暑假百无聊赖又燥热难忍的时光。 它存在了45年。2004年6月,也轰然倒塌在一片叫好声中——外观笨重、颜色灰暗的它配不上外滩今日的风骚格调。随后,是外滩3号、外滩6号、外滩18号……一系列比友谊商店洋气得多的名字和辉煌得多的橱窗,绽开笑靥拥抱新贵。 2012年初,离新天地3.5公里远的建业里终于改建完毕,包裹在建筑外面的脚手架开始逐渐卸下,石库门洋房成为带地下车库、最大面积达578平方米的豪门宅第,每平米售价逼近15万。 而在建业里住过的居民们已经多少有些心理准备,不像第一代新天地移民那样大惊小怪。15万,或者哪怕50万,那都是与他们无关的,属于另一个上海的事情。 也难怪,早在百年前,上海这个城市就和纽约、巴黎、东京一起,分享起“魔都”这个外号。有人将其解释为“摩登之都”,也有人将其解释为“魔幻之都”。但无论怎样,在这座城市充满魔力的浮华背后,始终并行不悖地滋长着自由主义与市民精神。 老市民与新城市的矛盾,或许是所有的大城市在成长过程中必经的一段宿命。但在上海人这里,表现却有所不同。虽然城市越变越庞大,越变越像一只全身贴满钞票的钢筋怪兽,但那些角角落落里,还是有很多上海人,为了能过上自由无用的日子,在做些实惠和讲究吃相的抵抗与挣扎。 更让他们骄傲的是,在这座城市里,这种抵抗和挣扎不仅中看,很多时候居然还很中用咧。 http://www.chinaweekly.cn/bencandy.php?fid=76&id=6001 我是一个台湾女人,在美国和欧洲生活了二十年。从俄罗斯到南非,从以色列到菲律宾,全走遍了;以为这世界上能让我真正惊讶的事情大概已经没有了,直到我认识了上海男人。
在十年前开始阅读大陆文学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民族苦难、十年浩劫什么的,而是:咦,怎么小说里下厨烧饭洗碗的以男人居多?瞄一眼我的书架,随便抽出一本翻翻:你看,夫妻俩要请客了,“13日一早,周敏起了床就在厨房忙活。”这周敏可是个男人。“因为临时居住,灶具不全,特意去近处旅馆租借了三个碗、十个盘子、五个小碟、一副蒸笼、一口砂锅。”周敏紧接着开始剖鱼,他的女人就试穿上一套又一套的漂亮衣服,化妆打扮。这样的情节在台湾的小说里可难找到,台湾作者要编都编不出来。 社会主义教出来的男人还真解放,我记得自己暗暗惊叹。 在海外见到的大陆女人,说得夸张些,个个抬头挺胸、骁勇善辩,没有人认为应该牺牲自己去成全丈夫的事业。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谚语,“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个温柔的女人”,不能用在大陆女人身上;她们昂首阔步地走在前头,不在男人的阴影中。相形之下,台湾女人处处流露出传统“美德”的痕迹:温良恭俭让,样样具备。仪态举止上仍讲究“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羞怯。自己的事业一不小心太顺利时,还觉得对男人不起,太“僭越”了。 瑞士的女人不久前还没有投票权。德国的女人,婚前也许雄心勃勃,一旦有了孩子就发现幼儿园、小学、中学都只上半天课,下午她就得留守家中做保姆、清洁妇、厨师、司机兼园丁,而这些工作又全是无给职,她变成一个伸手向男人要生活费的配偶。德国女人是欧洲有名的贤妻良母,为丈夫子女牺牲自己的事业不仅不被当作美德,简直就是女人应尽的义务。走过德国的小村镇,你可以看见一户一户的女人在晒棉被,擦窗玻璃,擦呀擦呀擦得一尘不染,等着男人回家来夸奖。 所以我对大陆男女关系的平等是有心理准备的,只是没有想到上海男人在大陆男人中还自成一格,是一个世界稀有的品种。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只要侧耳听听人们飞短流长地说些什么,大概就可以探知这个城市的文化特质。走进安徒生的家乡,你会听见人们窃窃私语小美人鱼如何受父权压抑,不让她追求爱情。走进格林兄弟的小镇,你会听见人们如何议论灰姑娘辛德瑞拉的后母。走进李昂的“杀夫”小村,你会听见人们耳语妇人林氏如何被丈夫毒打强暴。而不分古今或中外、童话或写实,流言中被虐的都是儿童和妇女;《二十四孝》是一部儿童被虐史,《列女传》是一部妇女自虐记。但是在20世纪末的中国上海,你说奇怪不奇怪,流言的主角竟是男人,被虐待的男人。 某人被妻子赶了出去,在黄浦江边踱了大半夜。房子是妻子的单位发的,所以女人指着门叫他走,他就得走。某人在外头有了情人,妻子便让他每天趴在地上拖地,来来回回地拖,直到他一只手脱了臼;没关系,装回去,再拖。某人有一天回家晚了,发现他的写字桌、书籍衣物被妻子扔在门外,像丢垃圾一样。某人想离婚,女人就把水果刀按着手腕威胁自杀,男人遂不敢再提离婚,但女人从此每晚强迫男人向她求爱…… “男人——”我小心翼翼、结结巴巴地问,“男人——也可以被被被强迫吗?”我并没有那么无知,可是我们是在谈上海男人,情况也许特殊些。 “怎么不可以?”亲戚轻蔑地白我一眼,继续说,“小张每天都像死人一样去上班,再也没力气要离婚。他老婆还揍他呢!” 哦!那么上海男人和瑞典男人差不多吧?在国外的报上曾经读到一份联合国发出的文件,说是瑞典男人被妻子殴打的情况普遍,呼吁瑞典人成立保护男人组织,拯救被虐男人。在欧洲,瑞典的男女平权被认为是最进步的,可是为什么当女权得到伸张的时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为受虐者?难道两性之间无可避免地必须是一种权力的斗争?我来不及深究,因为眼前这个上海男人正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他怎么怕老婆。 我爱我老婆呀,她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说起来眉开眼笑。旁人七嘴八舌地催他,讲讲讲,讲你怎么上厕所。他就说,老婆爱干净,不准他用身体去碰马桶,所以他总是双脚蹬到马桶边缘去办事的。有一次,一个打扫厕所的老太婆,从外头往下看,哎呀,他脚不见了,就一面叫骂,一面用拖把打门;他不为所动,老婆的命令,不下来就是不下来。 和一个文化界的朋友午餐。吃了一碗蚂蚁汤之后,他开始吐露一点婚姻上的苦恼。“你别看我在外面好像还是个挺重要的人,”他擦擦额头的汗,“在家里呀,我什么都不是。”第二天我们要一起参加一个会议。“我老婆叫我提早赶回家去买菜做饭,她有个亲戚要来看她。” 他摇摇头,愤愤地说:“我才不赶回去呢!是她的亲戚,你瞧瞧。”第二天,会还没完他人已不见。别人不知他到哪儿去了,哈,我知道。 接着是表姨要我到她家去吃午饭。我当然要她别麻烦,出去吃好了。不麻烦,不麻烦,她说。到她家时,饭菜已热腾腾摆上了桌,表姨和我坐下来吃,厨房却仍乒乓作响,是谁在做菜呢? 端着热汤走出来一个年轻男人,表姨介绍,是她将来可能的女婿,一个工程师,刚巧从外地来访,所以要他下厨。果真不麻烦。 吃过饭之后,是这个男人收拾碗筷,清理厨房。 清洗之后,他陪我们两个女人逛街看衣服店。逛街的时候,他跟在我们后头,手里的大包小包一包比一包重,走了一个下午。 “你说嘛,这种情况,”回到台北,我问一个在大学里教书的朋友,“在台湾可不可能?” 她并不回答,却若有所思地边想边说:“我想起来了。我在上海借住在一对不怎么熟的夫妻家里。有一天出门回去的时候,发现男主人把我换下来的内裤都给洗了,晾在阳台上。我大惊失色。” “现在,我明白了,”她微笑起来,“上海男人嘛!” 我也明白了。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就是失败。上海的男人不需要像黑猩猩一样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发来证明自己男性的价值。啊,这才是真正海阔天空的男人!我们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吗?原来他们在上海。 “我才不要上海男人呢!”二十五岁的上海读者翻起白眼,一脸不屑,“长得像个弯豆芽,下了班提一条带鱼回家煮饭,这就是上海男人。我要找北方人,有大男人气概。我就是愿意做个小女人嘛!” 我怜悯地看着她光滑美丽的脸庞,很想告诉她:年轻的女郎,为这大男人气概,你可得付出昂贵的代价,那就是你自己的生命发展。你不知道天下最宝贵的男人就在你的身边呢。 我没说,只是带着一大团困惑离开这迷人的城市。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吗?不见得。只需看冰山一角:我接触的是上海的所谓文化菁英——碰来碰去都是男人,和在台北,在德国、美国,没有两样。也就是说,在公领域里,社会的资源和权力仍旧掌握在男人的手里。上海女人说起来如何厉害、如何能干,显然还局限在私领域中。两性权力分配的均匀只是浅浅的一层表面,举世皆然。 而那二十五岁的女郎对大男人的向往,并不是轻易可以嗤之以鼻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所写的《铁约翰》成为畅销书,可能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令许多男人女人困扰的问题: 解放的男人、温柔的男人、不以帮女人洗内裤为耻的男人,当他们发现女人竟然开始嫌他们不够男子气的时候,何去何从?而女人,穿上男人的衣裤,跨着男人的大步,做男人的“同志”与他并肩开辟天下,当她们发现男人竟然开始嫌她们不够女人味的时候,又何去何从? 在上海,被男人养着玩儿的“金丝雀”和小女人又开始出现了,好像历史又往来时路倒着走。两性之间究竟是否脱离得了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模式?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究竟是什么呢? 骑着单车、拎着带鱼回家的可爱的上海男人,是不是也正想着这个问题,心里有点儿忧郁? (原载1997年1月7日《文汇报·笔会》) 北京人的活法是哲学的,也是诗意的。因为中国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它并不来自逻辑推理,而来自人生体验。体验只能用诗来表达,生活也只有诗化以后才有艺术性。北京人的生活之所以充满艺术性,就因为他们总在做诗。或者说,总在做梦。做诗和做梦,有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说有区别,也就是梦有噩梦,而诗多半是美好的。北京人便多半是生活在美梦和史诗之中。这使他们虽然难免不切实际,但也确乎大气磅礴;虽然难免自以为是,但也确乎圆润浑成。北京人是有点油,但不浅薄。他们也不避俗,但俗中有雅,而且是典雅和高雅。即便是最俗的俏皮话,也有历史典故打底子;即便是最底层的市井小民,也显得(当然也只是显得)相当有智慧学问。甚至就连他们的世故,也因为是哲学诗,以至于最世故处反倒显不出世故来,岂止是显不出世故?没准还有几分天真可爱。北京人毕竟是古老文明最正宗的承传者。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怎么也掉不了价。
上海人就两样了。他们的生活是世俗、实在的、精打细算和稳扎稳打的,是埋头做生计和精心过日子的,是“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他们生活在一个职员和市民的社会里,一切都是裸露直白和谨小慎微的。他们直统统地问人家“侬几岁”,也赤裸裸地用“合算不合算”来表示他们的选择。当他们斥责别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时,丝毫也不掩饰自己对贫穷和乡气的蔑视。他们把交朋友叫做“轧朋友”,把不负责叫做“拆烂污”,把看重外貌叫做“吃卖相”,把假冒伪劣叫做“开大兴”,世俗气十足,一点也不高雅。他们骂起人来也不好听,不像北京人损人那么艺术,让人忍俊不禁。他们的娱乐也充满了市民气,而偌大的一个上海简直就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只有密密麻麻的楼房,密密麻麻的街道,许许多多的上海人和许许多多手里拎着大包小包不得要领地蹿来蹿去的外地人。 总之,上海是一点诗意也没有的。上海从来就和诗不“搭界”,上海的诗人也从来就成不了什么气候。上海现在刮起了一股浓浓的怀旧风。老房子、老公寓、老门牌,里弄门口AD1930的字样,有着牵牛花般大喇叭的老式留声机,黑色的密纹唱片,美人头月份牌,装生发油的玻璃瓶,老上海盐汽水,沙利文小圆饼干,这些东西都牵动着上海人的情丝。甚至就连上海有线音乐频道的广告,都做成了30年代的风格,中间是周璇的着色相片,下面写着“全天播放摩登流行,全面展示都会时尚”,只不过是简体字。上海人和北京人一样开始做梦了,而且是“鸳梦重温”。但我并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诗意,不像北京怀旧就诗意盎然。上海有多少旧好怀呢?能怀的又是什么呢?甚至就连他们的绅士风度淑女风范,也是在短短一百多年中速成的。这就显得底气不足眼界不高。所以我说上海是有风度无境界,有教养无底蕴。上海毕竟只有百多年的历史,哪比得上北京的悠悠岁月! 但,我却并不认为北京人就有理由看不起上海人。 北京人和上海人的关系有点微妙。上海人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他们几乎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但惟独不敢小看北京人。北京人则是比较宽厚的。他们并不特别看不起外地人,却偏偏看不起上海人,以至于一个上海人在北京得到的最高评价,竟是“你不像个上海人。”北京人的这种态度很没有道理。 不错,上海人是有毛病。但,北京人就没有么?北京人是很大气,但这大气常常变成霸气;北京人是很平和,但这平和可能变成平庸;北京人是很达观,但这达观往往成为不思进取的托词;北京人是很幽默,但这幽默弄不好就变成了油嘴滑舌。北京人,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比方说,你在北京问路,如果不先叫一声“大爷”,得到的回答便可能是:“自个儿找去吧,您哪!”没什么无私奉献热情好客的事。 甚至北京人最引以为自豪的礼数和豪爽,也可能变成虚套和假模假式。一个朋友这样向我描述他对北京人的感受:北京人不是很热情很豪爽么?见面三分钟,如果你们很投缘,他立马就会和你拍肩打背,成了“哥们”。如果你到他家里去,神吹海哨聊得起劲,他会坚持留你吃饭。如果你要走,他会生气说:“哥们别走!我锅都给你刷了!”可你要真留下来吃饭,那就麻烦了。“哟!哥们,您可把我坑啦!”“你不是连锅都刷了吗?”“锅是刷了,可面还没买哪!” 上海人就不会这样。上海人确实不会轻易和别人成为朋友。他们在和陌生人接触时,甚至会很冷淡,至少是“敬鬼神而远之”。彬彬有礼客客气气的后面,是可以感觉到的警惕和疏远。所以,同上海人成为朋友并不容易。但一成为朋友,就相当可靠,甚至终身可靠。我在上海有不少朋友。平时我们“相忘于江湖”,然而但凡有托,都十分到位。他们答应的事情,很少有失信的。我在上海的一个朋友(准确地说是朋友的朋友),为了帮我一个忙,三次和我约会,每次都准时到达。这种守时守信的作风,也是大多数上海行业和不少上海人都有的。我想,这与商业社会重信誉守合同的传统不无关系。 上海人甚至还有一般外地人想象不到的正气。一般地说,上海人是比较胆小怕事,但并不等于说他们就没有正义感。事实上,由于上海人精明过人,他们对是非往往比一般人看得更清楚,只不过多半不愿意说罢了。然而他们会通过其他方式来表示。“文革”中,我因为同林彪死党丁盛一伙的走狗唱对台戏而遭批斗。每次批斗会回来,都有一个人立即打来一盆热水给我洗脸。这是一位上海知青,名叫许继劭。平时我们来往不多。而且,据他后来说,他先前对我是很有些不以为然的。然而,在许多人对我都避之惟恐不及的时候,他却用一盆盆的热水为我洗刷冤屈,而他又历来是谨言慎行不问政治的。二十多年后,他对我说:“你当年其实是替我们全体知青在受难。”也就是说,他对我的帮助,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出于正义感。另一位上海知青王衍中的做法则是:趁“革命群众”看电影受教育(牛鬼蛇神无此资格)时,偷偷溜进我房里通报一些秘密情报,包括中央文件和小道消息。 谁说上海人不会“路见不平,拨刀相助”?方式不同罢了。实际上,上海人有很多优点是和北京人一样的。比方说,素质好、品位高、有文化、有教养等等。上海和北京毕竟是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而且是精英人物集中的地方,不可能不高人一筹。何况,上海人还有许多北京人没有的优点,比方说,节俭、勤快、守信、守时、讲效率,有敬业精神、契约观念和职业道德等。再说,上海人虽然有“看不起外地人”的恶名,但至少不会看不起北京人。所以,北京人看不起上海人,并没有道理。 比较一下北京人和上海人的优缺点,将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北京人最可贵的,是他们的贵族精神。什么是“贵族精神”?依照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的说法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显然,所谓“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和高雅的审美情趣。其中,人格又最为重要。所以,贵族精神其实无关乎门第和血统,也无关乎身份和地位。比如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曹刿,虽无官衔爵位,却有贵族精神;而那个在俘虏营里“乐不思蜀”的刘禅,虽然是凤子龙孙,却与贵族精神无缘。 然而,贵族精神既名之曰“贵族”,也就并非轻易可以养成。它多半是在优势的文化教育环境中熏陶出来的。所以,它不可能产生在乡村,而基本上只会是城市文化、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物。北京是中国最大最高贵的城市,北京当然会有贵族精神。 事实上,正如雅致是上海的空气,贵族精神也可以说是北京的灵魂。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北京才成为中国最大气的城市。北京从来就是一个敢于独立思考同时也敢于发表这些思考的城市。惟其如此,它才会成为五四运动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就连所谓“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也有这种精神在内。它甚至使北京人的贫嘴不那么让人讨厌。反倒有时会有几分可爱。 同样,正是这种精神,使北京虽有粗俗粗鄙却不致沉沦。北京是不乏粗俗粗鄙的(比如“丫挺”“傻B”之类的“市骂”)。它往往表现为北京特有的一种痞气,我在下面还要讲到。而且,正如北京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是第一流的,北京的痞气也是第一流的。如果要和北京人比一比看谁更痞,相信没有人比得过。但,北京却不会因此而变成一个“痞子城市”。因为贵族精神是北京的灵魂。所以北京人即便 痞,也痞得帅、痞得派、痞得俏皮,痞得有艺术性,甚至干脆就痞成艺术品。 无疑,贵族精神不是一朝一夕所能产生。它需要长时间的培养、积累与熏陶。尤其趣味的培养和生成,更非一日之功。它也需要坚实的文化基础和雄厚的精神资本,否则就只会产生“伪贵族”,就像上海那些“贫血”的绅士一样。北京恰恰有这样的条件。这也正是北京人自以为有资格看不起上海人的地方。北京人看上海,确有英国人看美国的味道,也有世家子看暴发户的味道(现在的上海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和眼光看深圳)。毕竟,上海虽然不是“文化沙漠”。但要论历史悠久积深厚,总不敢望 北京之项背。 不过,贵族精神可取,贵族派头则不可取,尤其是在今天。包括北京学人身上的某些士大夫气,也不完全可取。可取的是其人格精神,不可取的是其现实态度。一方面,这种士大夫气总是不免半农村文化和遗老遗少的味道。北京某学人刊物就有很重的这种味道。传统当然是宝贵的,田园诗也很美,但不要忘记它们和“封建社会”总是有着不解之缘。另一方面,正如下面将要讲到的,北京现在也少有田园诗般的情调,北京的学术界现在也相当浮躁。由某些特别浮躁的人来提倡士大夫气,便 不免让人怀疑其中有什么“猫腻”。至少,正如北京的某些建筑给人以穿西装戴瓜皮帽的感觉,北京某些人的贵族派头和士大夫气,也让人觉得是孔乙己不肯脱 下长衫。如果那长衫竟是为了把“尾巴”遮住,就更加不敢恭维了。 这也未必就是杞忧。事实上,“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没有永远的贵族,也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从庄子到阿Q,有时也只有一步之遥。事实上,不少北京人就不乏阿Q精神。比如“打肿脸充胖子”,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前面已多次讲过,北京人的毛病,就是虚,喜欢摆谱、讲排场、充胖子和夸夸其谈。就连他们最看重的礼数,也透着一股子虚气。所谓“倒驴不倒架”, 便很可能驴没了,只剩下架子;贵族精神没了,只剩下派头,而且还是塑料纸包装的。无疑,矛盾对立的双方,总是会转化的。崇高会变成滑稽,勇敢会变成粗鲁,巧智会变成油滑,大度会变成马虎,贵族精神也会变成痞子作风,此之为北京人所需警惕者。 与北京人相反,上海人最可贵的,不是绅士风度,而是理性精神。尽管上海人很看重他们的绅士风度,但这种风度多少有点来历不明。即便不是假冒伪劣,至少也是速成的,因此有点飘忽,远不如他们的理性精神来得实在。 理性精神在上海也是无所不在的。就拿乘坐公共汽车来说,北京的做法是一哄而上,然后由售票员在车上大声嚷嚷:“哪位乘客给这位大爷让个座儿!同志们,一个人做点儿好事并不难,只要站起来就行了。”有没有用呢?全靠自觉了。上海的做法则是在起点站设“坐队”和“站队”,请退休工人当纠察队员,谁坐谁站,全凭先来后到,一视同仁,人人平等,个别需要重点照顾的残疾人老年人则安排到“坐队”的前面。显然,北京的做法靠道德,上海的做法靠规则。前者基于人情礼数,后者基于理性精神。 又比方说,自行车带人,这本来是违反交通规则的。可如果上下班时不让带孩子,则孩子和自已都得迟到,因此又不能不通融通融。北京的做法是睁只眼闭只眼,成都的做法则是钻政策的空子。交通规则只规定“不许带人”,没说“不许背人”是不是?那我们就背。成都人本来就有背孩子的习惯,现在则让孩子站在自行车后座上,再拿根带子绑在自己身上。你说是带人,我说是背。上海的做法显然明智得多:干脆规定在某些时候某些路段可以带学龄前儿童。这就既保证了交通安全,又解决了实际问题,无疑是理智的。 理性精神使上海人在管理公共事务时井然有序,并能尽可能地做到公平合理。比方说,只要有排队的事,上海人或者就会有上海人主动出来维持秩序,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给每个人发号,隔三差五还要点名核实,以保证每个先来而又认真排队的人享有本应享有的优先权,不管是买股票,还是办签证,都如此。这实在是此凭力气往前挤和靠关系走后门合理多了。 上海人的这种理性无疑是一种“实用理性”。它是基于实用价值并为实用服务的。这就使上海人能获得更多的实惠。但,如果把所有的事务和关系都泛实用化,则理性也就会变成算计。这也正是上海人颇遭物议之处。上海人给人的感觉,是什么事物都讲实用、讲实惠、讲合算不合算,包括接人待物。比方说交朋友。北京人多半看感觉。如果感觉好,对脾气,那么,不管你是什么人,也能成为“哥们”。上海人则多半会要讲实惠,即要看交你这个朋友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则交,甚至不惜鞍前马后。如果没用,则多半会客客气气把你打发了。 不过北京人也犯不着因此就特别看不起上海人。就算上海人自私、小气、市侩、算计、不仗义、不可交(其实并不尽然)吧,又碍你什么事呢?上海人又没有一定要同你交朋友。 其实,北京人对上海人的这种态度,在我看来,似乎主要是基于一种陈腐的传统观念。依照这种概念,人与人是有差等的。这个差等,就是“士农工商”。北京是士农的城,上海是工商的市,这本身就有高下之别。士当中,地位最高的是官;商当中,地位最低的是贩。北京冠盖如云而上海小贩成堆,北京当然看不起上海。你想吧,哪有官员“待见”职员的道理?而且,如果上海像广州(一个更是市场的“市”)那样,悄没怕地躲在天荒地远自说自话,倒也罢了。可上海偏较劲,这就不能不让北京人心里有点那个。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大致能弄清北京人霸气的来历了。 有一个笑话,讲四个外星人空投到中国的四个地方。第一个外星人来到北京,马上就有居委会的大妈拿起电话说:“公安局,有空投特务!”第二个外星人掉在上海,上海人挺高兴地说:“这个东西好好玩,应该送到动物园去卖门票,一张票可以卖50块。”第三个外星人掉到广东,广东人说:“没有吃过这个东西,拿来煲汤吧。”第四个外星人掉在成都,成都人说:“师兄,刚好三缺一,来来来,打麻将。”
广东人看惯了闭着的那只眼 我是1978年以本科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1980年,学校里发生了一件事。我们很多同学穿喇叭裤。那个时候,喇叭裤被认为是问题青年的着装。校方就在校内贴出一条大标语:“喇叭裤能吹响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吗?”我们的同学也很人性地进行答辩,贴出一条小标语:“请问什么裤吹得响?”结论就是文化与发展是没有关系的,什么裤也吹不响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 但是十年以后,我的观念就变了。十年光景,我发现最先富起来、最先发展起来的那个地方,就是最先穿喇叭裤、牛仔裤、T恤衫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广东。 改革开放的头十年,中央有一个精神,允许改革开放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不开放。因此中央对于地方,尤其是对于东南沿海地区,在某种程度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广东人看到的是闭着的那只眼睛;福建人看到的是睁开的那只眼睛;上海人在琢磨中央下一步会闭哪只眼睛;北京人在议论中央应该睁哪只眼睛,应该闭哪只眼睛。结果是广东最先发展起来,福建滞后,上海简直没变化,北京在不停地说话。 广东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天高皇帝远。在清代从康熙到雍正年间,往广东送一份文件,送到广东的标准时间是56天,如果特快专递,就是当时的八百里加急,也要用27天。你想27天多少事情可能会发生?那时候又没电话,又没传真,又没电子邮件,中央政府怎么控制这个地方?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广东人看惯了闭眼,由此创造了一条经验,就是把中央的政策用好、用活、用足。 上海人口头禅:划算不划算 那么上海这个地方是什么?它是个工商业城市,上海人是喜欢算计的。他什么事情都要算一遍,上海人有一个口头禅是“划算不划算”,他们做出判断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划算不划算。所以他总会琢磨下一步会睁哪只眼睛。 但是上海人爱管闲事,我有一次在上海坐公交,我拿着地图看怎么转车。马上有一个上海人凑过来了,问你到哪里?我说我到哪里,上海人说你坐一个车,换某某路车就到你要去的地方了。讲完以后,前面一个上海人说不要听他的,说你坐这个车坐到某某站,过街就到了你那个地方。我说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那个上海人说:“他告诉你的没有座位,我告诉你的这个方案是有座位的,你前面的路还很长,没有座位是不好的呀。”你不说他热情,为什么?上海人精明,做哪件事都要做精明的计算,他这时候在车上没得算,就帮你算,权当智力游戏了。 北京的士司机地上全知道 北京人是皇城脚下,什么事情他都最先知道,知道以后他就会告诉别人。所以他就要聊天、侃大山。要了解北京,最便捷的办法,就是下了飞机打一出租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和司机聊。他是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道。 你去看看,广东的的士司机是不聊天的,上海的的士司机也是不聊天的,但是会比广东的多聊一点,你一坐上去,他跟你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请系上安全带,不系也可以,罚款你自己掏”。北京的司机是肯定要跟你聊天的,成都的司机不跟你聊,他把对讲机拿起来,跟别人聊。 成都24小时都有人打麻将 成都这个城市一天24小时都能看到有人在打麻将。谁家死人了,先把麻将桌准备好。三鞠躬以后就去打麻将。成都人吊唁的时候在打麻将,炒股的时候也在打麻将,做生意时你来买东西,他会把买东西的人叫来看牌,而他去拿商品。 成都土地肥得流油,而它处在盆地里,周边是贫困的山区,丰富的物产无法流出盆地,只能就地消费,因此物价低,周边贫困地区的山民要到成都来讨生活,因此劳务价低。成都的清洁工,一个路段给400块钱,清洁工自己不会去弄,他会花200块钱请一个民工来干。那200块钱他拿去干什么呢?第一件事就是打麻将。第二件事是吃点麻辣烫,一毛钱一串。 一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行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由于不能贴合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门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轻工业产品用起来也不错,上海向国家上缴的资金也极为开观,可是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即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好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 二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辏,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携,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三十四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术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四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结,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中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和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二百三十多年的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事,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二十二年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缀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谥,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的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拚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著名的交通大学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三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作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三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翰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 如果太平洋对中国没有多大意义,那么上海对中国也没有多大意义。一个关死了的门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会漏进来户外的劲风,传进门口的喧嚣,扰乱了房主的宁静。我们有两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粮食,上海又递缴不了多少稻米;我们有数不清的淡水河网,上海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们有三山五岳安驻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连个像样的峰峦都找不到;我们有纵横九州的宽阔关道,绕到上海还要兜点远路;我们有许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上海连个县的资格都年龄太轻····这个依附着黄河成长起来的民族,要一个躲在海边的上海作甚? 上海从根子上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直到十九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一八四二年,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的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女、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面对这样一个地方,哪个历史学家都会头脑发胀,索解不出一个究竟。你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华民族耻辱的源薮,但是,一个已经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终抵拒现代冲撞,就不耻辱吗?你又可以说它是对抗着农业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一种城市文明会像上海始终深受着弘广无比的农村力量的觊觎、分解、包围和笼罩? 总之,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一种与当时整个中国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习惯渐渐形成了。本世界初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辩析,开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道理。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对于经不起对比的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辩的成果,而是从实际体察中作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这一个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纷纷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覆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据说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囊鼓鼓地走进上海。上海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外一番情景。也许是一种自慰吧,不妨姑妄听之。 四 也许上海人的自慰不无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单单是经济流通,远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 在中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即使封建时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在上海被冲刷得比较淡薄。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德;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上海来的外地干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诘语,曰“关侬啥体?”(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侬啥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同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顽皮的声音:“关侬啥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海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伍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意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请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肉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一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乐意住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从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节俭,哪怕差三伍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名牌香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竞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伍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得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事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著的地步,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高层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溶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缜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历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于取得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六 上海文明的另一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但即使低微入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营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的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世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唱歌,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生构不成向往。在“”动乱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也没作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到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国外有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即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祥。 毋庸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性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身在这么一个城市里,久而久之,至少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过“读书无用论”,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子女自行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才用“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聊以自慰,并向邻居搪塞一下。即使在“”动乱中,“”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点集中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水很低,前途无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这种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性,最讲实利的上海人在这一点上不讲实利,这是上海人与广州人的最大区别之一,尽管他们在其他不少方面颇为接近。 七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从这几点已可看出一点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个构成极为复杂的群体,因此,这种文明并不体现为一个规定死了的群体,而是呈现为一种无形的心理秩序,吸纳着和放逐着来来去去的过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还未能皈依这种文明,相反,有的人进入不久便神魂与共。这便产生了非户籍意义上,而是心理文化意义上海人。 无疑,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在文化人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传统?靠新潮?靠内地?靠国际?靠经济?靠文化?靠美誉?靠人情?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点依稀蒙胧。他们最容易洒脱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 他们做过的,或能做的梦都太多太多。载着满脑子的梦想,拖着踉跄的脚步。好像有无数声音在呼唤着他们,他们的才干也在浑身冲动,于是,他们陷入了真正的惶惑。 他们也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水,将自己洗涤。 每天清晨,上海人还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还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不断吵架。晚上,回到家,静静心,教训孩子把英文学好。孩子毕业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叹息一声,抚摸一下斑白的头发。 八 续写上海新历史,关键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义,是人格结构的调整。对此请允许我说几句重话。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在很大地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荣和动荡的遗留。在本世纪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但无可否认,那时的上海人在总体上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线,承受这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上海人处于第二线,观看着,比较着,追随着,参谋着,担心着,庆幸着,来反覆品尝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也有少数上海人冲到了第一线,如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这种整体角色,即使上海人见闻广远,很能适应现代竞争社会,也缺少自主气魄,不敢让个体生命灿烂展现。 直到今天,既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仍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上海人的眼光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 因此,上海人总在期待。他们眼界高,来什么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期待,只好靠发发牢骚来消遣。牢骚也仅止于牢骚,制约着他们的职员心态。 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没有统领全局的强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与怯弱相伴随。他们不会高声朗笑,不会拼死搏击,不会孤身野旅,不会背水一战,连玩也玩得很不放松,前顾后盼,拖泥带水。连谈恋爱也少一点浪漫色彩。 上海人的丑陋性,大多由此伸发。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种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龙气,只听得机敏的言词滚滚滔滔,找不到生命激潮的涌动;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场合耍弄机智,每每坠于刻薄和恶谑;再糟糕一点的,则走向市侩气乃至流氓气,成为街市间让人头痛的渣滓。上海人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但由于他们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剧性的体验,而缺少悲剧性体验也就缺少了对崇高和伟大的领受;他们号称偏爱滑稽,但也仅止于滑稽而达不到真正的幽默,因为他们不具备幽默所必须有的大气和超逸。于是,上海人同时失却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属于生命体验的两大基元对他们都颇为黯淡。 即使是受到全国厌弃的那份自傲气,也只是上海人对于自己生态和心态的盲目守卫,傲得琐琐碎碎,不成气派。真正的强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无恐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变得大方而豁达,不会只在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总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尽管不失精巧,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于是,这个城市失去了烫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荡的勃发。 可惜,讥刺上海人的锋芒,常常来自一种更落后的规范:说上海人崇洋媚外、各行其是、离经叛道;要上海人重归朴拙、重返驯服、重组一统。对此,胸襟中贮满了海风的上海人倒是有点固执,并不整个儿皤然大悟。暂时宁肯这样,不要匆忙趋附。困惑迷惘一阵子,说不定不久就会站出像模像样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结构的合理走向,应该是更自由、更强健、更热烈、更宏伟。它的依据点是大海、世界、未来。这种人格结构的群体性体现,在中国哪座城市都还没有出现过。 如果永远只是一个拥挤的职员市场,永远只是一个新一代华侨的培养地,那么,在未来的世界版图上,这个城市将黯然隐退。历史,从来不给附庸以地位。 如果人们能从地理空间上发现时间意义,那就不难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2014-03-20 飞碟说
一直以来,我们都致力于提供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一些事情,至于如何评判,则留给大家自己。 刚刚过去的两会,占据媒体版面的多是那些雷人提案,那些明星代表,那些开会玩手机离别贴面礼的花边……我们通过揶揄与嬉笑,忘情地集体自high.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真的有一些人,是认真对待这个会议,一心想为人民服务的? 今晚,带你了解一下基层人大代表。 基层代表上两会 作者:刘俊 到北京后的一天晚上,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宁乡县村支书潘润兰接受了一个老乡记者的采访。末了潘润兰问记者,“你农业部有没有熟人?”有个养鱼专业户写了份报告,请她无论如何要转给农业部。记者说,有个认识的,要不我帮你试试?潘润兰这才松了口气。 作为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潘润兰连农业部部长的名字都不是很熟悉,但她的乡亲们笃信,到了全国两会上,她的能力可以“通天”。自从去年被选上全国人大代表之后,潘润兰就成了县里人眼中的救星。县领导找她说,“你在两会上帮我们提一下撤县建市的事吧”;镇领导找她,说“你这趟带点镇里宣传册过去发一发”;村民找她,“到北京一定要帮我解决户口问题”。 在两会上,有不少基层人大代表跟潘润兰有同样经历:上级要求他们跟中央要政策,身边的人希望反映个人问题。带着沉重的嘱托来到北京,这群“压力最大”的人大代表,面临个人能力和地方期望的矛盾,在讨论公共事务和反映地方问题之间进退两难。 帮地方要政策 3月11日下午,潘润兰跟团里请了假,因为4点钟有个大领导要在人民大会堂见她。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胜俊。这届全国人大,基层代表的人数提高了不少。全国人大还建立了正副委员长跟基层代表的联系机制,潘属于王联系的对象。 到了王的办公室,潘润兰挺意外,没有想象中那么豪华,“跟县政府差不多”。两人聊了半个多钟头,话题跟农村发展有关。潘润兰本来想提县里的事,但又觉得突然提这个怪怪的。后来,她跟王胜俊说了说粮价太低、农民不太愿意种地的事儿,就撤了。 去年第一次来北京开两会,不管走到哪,潘润兰都要跟人提宁乡想“撤县建市”的事。省委书记来了她要提,大会发言中她也要提。没办法,这是县里特地交代的。就连她交给全国人大的那份有关宁乡“撤县建市”的建议,也是县里提供的。 其实,好多基层代表提的建议都是上边帮忙弄的,尤其是第一年刚上会时。周俊军是江西瑞昌下边一个乡派出所民警,前年腊月刚选上,过完正月就要去北京开会,完全没时间想议案。上级公安部门说,要不这样吧,你帮我们提提基层警力不足,请中央增加些编制。 不过,他会后还没离开北京,就觉得这事没戏了。人代会闭幕后看总理记者会直播,周俊军听到李克强说: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 上级或许也是现实所迫,一是很多事得“跑部钱进”,此外这些地方或系统的人大代表也太少。周俊军不仅是瑞昌市的第一位全国人大代表,也是江西团里唯一一位警察代表。在湖南团,来自宁乡的代表就潘润兰一个。他们自然也就成了地方要政策的最佳人选。 代表们去北京前,县里一般要组织四套班子领导送行,有的地方还会给点零花钱。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一位西部某县基层代表说,这两年来北京,县里每次都要给他塞个2万,去年还给他买了两套新衣服和一个行李箱。临别之际,县委书记握着他的手说,千万要想办法帮县里发展呼吁一下,哪怕发言时讲两句也行。 他来了北京后,发现压根没机会提县里的事。在有中央领导来代表团的大会上,发言的代表不多,他没轮上。全团会议上,大家都争着发言,时间短节奏快,也很难找到机会。小组讨论时,瞅着大家都在谈公共话题,他寻思,发言提家乡的事儿,别的代表会怎么看他?“这人肯定少根筋。”最后也放弃了。 “你不是人大代表吗,怎么能不办事呢?” 县里是个人情社会,很多事想推也推不掉。写个建议,在会上呼吁一下还好说,最怕一些人把他们当成青天大老爷,什么事都找他们。 去年从北京一回,潘润兰的生活就完全被打乱了,三天两头有人找她办事。打官司的,找工作的,办户口的,什么都有。 一开始,她还有求必应。有邻居发生纠纷,找她去劝;劝不开,她去找镇领导化解,结果就成了。有人想调动工作,说你能不能跟县委书记说,潘润兰就回他:“我怎么能说,书记能管这么多吗?”对方不乐意了,说你不是全国人大代表吗?怎能不帮人民办事呢? 在基层百姓的思维惯性里,全国人大代表差不多是最高的社会荣誉了,权力也肯定特别大。有个人想把城镇户口转回农村户口,但政策不允许,潘润兰帮着跑了几趟派出所,后来还去了县公安局,但就是没办成。这人就每天跑到潘润兰家里闹,不仅自己来,还带着老婆小孩一起来。潘润兰气得好几晚睡不着觉,后来只好吃安眠药。“那阵子真有点后悔当人大代表了,整个人都快崩溃了。” 以往全国人大代表里官员、企业家太多,老百姓很难接触到,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基层代表身上。全国人大代表屈胜是湖南湘潭一家军工企业的电焊工,这一年她也几乎没什么休息时间,都用来接待群众了。 “湘潭全国人大代表是不少,但基层代表只有我一个。虽然代表是义务的,但我是他们选出来的,总要为他们办点事。”这位干了一辈子电焊工的女代表说。 屈胜有个原则,凡是涉及官司一概拒绝,其他的,能就地解决的尽量就地解决,不行的就建议对方去省里解决。“除了一两件政策不允许的事,其他都办得挺顺。” 这次来北京前,湘潭有个女低保户跟她反映,自己的房子被拆后一直没有拿到补偿金,屈胜就找了具体管事的部门,最后不仅补偿金补上了,还给解决了廉租房。“一般只要找到这些部门,都还挺热心的。” 地方部门之所以这么热心,一方面可能重视人大代表的诉求是分内事,另一方面多半因为他们有时也有求于这些代表。来北京前,县民政局的人就找到周俊军说,村委会选举间隔时间太短,能不能帮忙建议从三年一次变成五年一次。 沈进进是江苏盐城疾控中心的主任,上一届就当选了,算是老代表。跟屈胜一样,不管什么人找他,他都来者不拒。他特别嘱咐办公室的人,只要是来找他办事的,都可以把他的电话告诉对方。 “如果拒绝了别人,别人不仅对我,对人大制度也会不信任。”沈说。只要他能解决的,他都想办法托朋友托关系解决,不能解决就建议对方:“你也知道代表不是万能的,你可以走那个路子。” “我不为老百姓代言,谁帮他们代言?” 2013年年底,全国人大在北京给代表们做履职培训,周俊军也去了。人大的人说,这是全国两会,提建议不要提具体个案,要提公共话题。周俊军觉得挺在理,这次来北京,他的几个建议公共性都很强。 一个是建议搞一个新生儿DNA数据库从源头上打拐,另一个跟食品安全有关,最后一个是要提高乡村医生的待遇。周俊军在调研上花了不少心思。拿DNA数据库来说,他不仅找公安系统的朋友聊可操作性,还比对了西方做法。 在几份建议末尾,周俊军都特别注明要求全国人大法工委回复。他听说,如果不特别注明,全国人大会转给相关部门,比如食品问题会转给食药局,很多建议最后都没了下文。“但是人大法工委不一样,肯定会给一个答复。”他觉得。 几个建议都不是议案形式,周俊军觉得自己不是法律科班出身,提议案能力还不够。对于不会打字、文化水平也不高的潘润兰来说,今年的建议还是市里边帮她代劳。 屈胜去年也提了一个跟军工企业有关的建议,今年,她告诉自己一定要多提公共话题。比如国有企业人才流失。有记者问她:“你的中国梦是什么?”“能让每个工人买得起房。” 沈进进提的最多的建议,也都跟基层有关,比如控烟、乡村医生的养老等等。“顶层设计的事儿我也说不好,只能说说基层的问题。”沈说,他的建议不求数量,但求有把握。 干了几年代表之后,沈进进觉得提建议不能光局限在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又提了单独二胎、食品安全、农村养老,但前提是必须经过充分的调研。 针对农村养老的问题,他去盐城市人社局调研了好几次,又是查数据,又是搞座谈会。交流过程中,人社局说当地的基层社保服务平台做得不错,沈听了觉得很值得在全国推广,在两会上就提了一个建议。 不管是别人建议的,还是自己想的,沈进进的原则是有没有公共性。这次来北京前,有人找到他说研制出一套可以处理死猪的办法,想请他在两会上提提。在疾控部门工作的沈进进觉得点子不错,但也怀疑对方有私心:“你是不是想自己搞一个这类的企业?如果是这样,我可能帮不了你。” “很吃力,有压力,但也有动力” 今年是沈进进履职的第七年,在他看来,在全团会议上的发言多寡并不重要,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照样可以写进两会简报,影响决策。几年下来,他觉得政府还是越来越重视人大代表的意见。 去年,他提了食品监管的建议。后来,食安委还特地邀请他到北京,开了重点意见代表座谈会。这些年他一直批评的控烟问题,虽然收效甚微。但在他看来,提总比没提强,“职能部门会感到代表是有要求的,这会让他们有一种无形的压力。” 对于刚参加两会的基层代表,提高履职能力还需要时间。潘润兰说,今年上两会,她挺想帮130万宁乡人干点事的,但除了交了几个建议之外,就不知道该从哪入手。 “想也想过,但小组讨论时,有些问题人家提了,我就不想提了。”潘说,“总感觉说话没有在家里随便,普通话又不好,也不像其他代表那样会说。” 今年,媒体对他们的关注也少了许多。因为是少有的基层村干部代表,去年采访潘润兰的记者很多,“名片堆起来有一副扑克牌那么多”,今年关注她的除了老家几个记者外,就没了。说话不太顺溜,读报告也很吃力。尤其像预算报告,对于潘润兰这样文化程度不高的代表来说就像天书。 不过周俊军发现,为了提高代表读报告的能力,人大今年也做了些努力。比如今年全国人大就跟财政部一起合编了一本预算解读的书,图文并茂地跟他们解释预算应该怎么看。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周俊军也觉得比往年更通俗易懂。 他印象最深的是,李克强谈污染问题时说,“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对环境污染宣战”。“这很形象。”周俊军说,以前很多基层代表连GDP、PM2.5是什么都不知道。今年,他发现政府工作报告里都有备注。 今年到北京的第二天,周俊军就被拉去人民大会堂检验表决器真假。他是江西团的代表,每个团都派一个人过去。周回忆,他们在现场可以随机找表决器,试试看“赞成、反对和弃权”这三个按钮灵不灵。最后还带他们到了后台看了监视器,告诉他们不管谁按的反对票,后台压根不可能知道。 “这些肯定都是真的。要搞假的,技术上肯定没问题,但那有什么意思呢?”他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是,去年选人大环资委主任时,出现了历史上最多的反对票。“这说明人大真打算改革。” 去年政府换届选举比较多,好多基层代表都是第一次按表决器,第一次看到选票。屈胜回忆,她当时不敢相信国家主席是自己选出来的,在大会堂里每投一次票,她都要请人帮她拍张照。 周俊军相信未来基层代表还要增多,人大的民主氛围、代表的履职能力也会逐步提高。“当人大代表如果只是混混日子也行,因为没有硬性的规定,但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这次回去之后,沈进进打算再问问那个外地村干部养老的事,如果没有解决,他打算再帮忙想想办法。 责编:杨流枫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YyOTcwMQ==&mid=200150173&idx=1&sn=d604b414fc6a9aabaeae52c87ee54342#rd 2014年01月21日08:04 来源:人民网
黄牛为何这么牛 近几年,由于火车票实行实名制,加上12306网站的上线,让车站随处可见的黄牛似乎瞬间销声匿迹了。其实,他们是从线下转到了线上,操作手段也从往常的纯体力囤票变成了“技术流”。 黄牛的抢票神器:“几分钟,一节车厢的票就抢空了” 陈雪(化名)大学毕业后和哥哥经营着一家私人旅行社。为了能够在旅游高峰期(也是节假日出行高峰期)订到票,陈雪无意间接触到了黄牛,后来也误打误撞地进了这个“圈子”。春运期间,记者以购票人的身份与陈雪取得了联系。 “其实实名制根本不会影响我们囤票的,我们(指黄牛)有一个群,里面会随时公布新政策和对策,也有会开发抢票软件的大神在里面卖软件和不定期上传些补丁包之类的。”陈雪向记者透露道,“这个群里只有熟人介绍才能加,一般人是混不进去的。” 陈雪说,这款抢票软件堪称专业版抢票神器,只有熟人才能够购买,价格略高。“这软件是按月收费的,分为几档:2000块一个月、3000块三个月、8000块12个月。不过,我们一般也只有在春运这个月买上一个月的使用权,一般只用一天时间就能把成本收回来。” 为了防止黄牛恶意囤票,12306在订票过程中设置了很多道坎儿,包括两次购票查询不能超过5秒钟,登录和提交订单时都需要验证码。 “用普通的抢票软件,就算你成功刷到票了,等你输完验证码要么就是无法提交,要么等你提交了,一般票也被抢了。”陈雪告诉记者,“我们这款抢票软件能以毫秒的速度刷票,而且一次能批量添加几千个乘车人的信息,更牛的是不需要输入验证码。这就意味着,你只要输入乘车人的订票信息后,几分钟的时间,一节车厢的票就被抢空了。” 据陈雪介绍,这款神奇的抢票软件,界面上有一个自动购票的按钮,把购票信息整理成Exel表格后可以批量导入,点击自动订票后,几秒钟的时间,页面上就会跳出几十个叠加窗口,显示订票成功。 对于这款“专业版”的刷票软件,一些推出过免费版抢票软件的互联网公司也有所耳闻。“我们当然知道刷得越快越容易订到票,理论上讲,批量导入,毫秒间隔刷票,这些都是可以从技术上实现的,但这是违法的,谁都不愿意干这种容易阴沟里翻船的事儿。”一位360抢票软件的开发工程师向《中国经济周刊》解释道。 黄牛的玩法: 抢票—退票—回购 在实名制购票的前提下,陈雪如何搜集海量的购票人信息来抢票?陈雪的回答让记者颇为吃惊:“都是用软件生成的,网上这样的身份证算号软件很多啊。” 陈雪说,她常用的那款算号软件,界面里有“出生地”、“出生日期”及“性别”几个输入框,还可以选择生成的身份证号码数量,一次最多可生成1000个。 身份证号码和姓名不一致竟然可以订票成功?记者打通了12306的客服电话,一位客服人员向记者表示,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12306没有和警方联网,因此对身份证号信息无法全面审核。不过,该客服强调,这种用虚假身份证号和姓名订购的票,是没办法取的。 黄牛们正是钻了12306无法全面审核身份证号信息的空子,第一时间将大量的票囤积在手里。“出票,我们另有办法。”陈雪得意地说,“一般有人找我们买票的话,我们就会立刻在线退票。票一旦被退了,很快会再次进入铁路的售票系统。我们再用旅客真实的身份证信息用刷票的方式在第一时间把这张票再给抢回来。一般情况下不会失手。” 陈雪说的这种囤票方法,已经不是新招了。为了防止黄牛“抢票—退票—回购”的行为,2013年12月底12306网站在新版上线后,更新了一些细节,实行随机退票机制:一张票被退了之后,会在3小时内的随机时间进入票池。 “这个机制刚出来时,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不过新的bug很快就被我们找到了。我们发现,开车前6小时内退的车票还是会第一时间回到票池里。而且,就算是3个小时内回到票池里,也没关系,连刷3个小时就是了,不过效率的确是比以前低了很多。”陈雪说,“为了提高效率,赶在开车前6个小时批量退票刷票,或者在3个小时的随机时间里买到最多的票,我们现在一般会要求买票的客户提前一天预约,留下身份证信息。” 这些身份信息,使用过之后,陈雪一般会用个本子记下来,来年接着用来订票。陈雪说,她有3个本子,“就是我这几年卖票记下来的身份信息。” 陈雪神秘地告诉记者,这些本子在春运这一个月的时间也给自己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收入,在黄牛的圈子里,身份证号码也是可以买卖的,更何况这种有着对应名字的身份证号码。“一个号码平均300块,批量买的话可以便宜到50块一个。” “那点儿罚款干扰不了我们赚钱的” 在采访过程中,一位铁路系统的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黄牛的组织结构其实也有层级关系。像陈雪这样的黄牛,级别很低。“大佬”级别的黄牛,一般都是雇专门的人从窗口、网络、售票点三管齐下买票,手里的神器也是层出不穷。这种人一般都有着很强大的社会关系,“他们有的人甚至跟我们内部的人关系很好,然后和代售点合作,在出票之前从内部先把票出给他们,我只能告诉你这些了。” “即使被抓了也没关系,圈子里赚得多的几乎都有过进派出所的经历。”陈雪告诉记者,“被抓了的话,撑死就是说服教育,罚款一般是票面价值的30到40倍。但这些人一般都是和客户单线联系好送票的时候被抓的,手里一般最多也就两三张票,就算一张票的票面价值500块,也只是几万块钱的事儿。你知道我们干好了这段时间能赚多少钱吗?几十万是有的。所以总体来说,那点儿罚款其实干扰不了我们赚钱的。” “那些真正的大黄牛一般是不会出现的,抓到的都是小弟。此外,这些大黄牛中很多社会背景都非常的硬,就算是真的抓到他们了,也一般不能拿他们怎么样。”上述铁路系统的工作人员说。 改善“一票难求”现状还需时日 对于春运的“一票难求”,发愁的不仅是那些归心似箭又买不到票的旅客们,12306的客服也很受伤。12306的客服小沈(化名)委屈地告诉记者:“春运这几天,我们每个人平均一天24小时要接听好几百个电话,工作量巨大,加班是免不了的,累点儿我就忍了,关键是,好多旅客订不到票就把怨气发泄到我们工作人员身上。” 小沈是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第一次碰到疯狂的春运。她说,自己在开始预订春运票的头10天内已经被愤怒的旅客骂哭了三回了。“在我们的客服中心,设置了一面发泄墙,职工可以在上面写下发泄的话语,甚至是脏话,用来发泄一下情绪,发泄墙的旁边还有一个拳击柱和一副拳击手套。”小沈是那儿的常客。 对于春运中的“一票难求”,1月14日这天,国家发改委、国家铁路局、铁路总公司联合举行了一场发布会,在会上,铁路总公司副总经理胡亚东承认:“‘一票难求’现象会缓解,但具体时间表现在还没有。”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向到会媒体介绍说:“今年春运从1月16日开始,一共40天时间,预测客运量将达到36.23亿人次,比去年增加2亿人次,由于今年的春节比较早,节前的民工流、学生流、探亲流相互叠加在了一起,运输压力前所未有地大。现在的交通设施仍然难以满足春运高峰时期的要求,因此一些地区的票仍然处于‘一票难求’的情况。” 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一票难求”的现状,胡亚东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坦言:“修铁路,购入新列车是一种缓解春运压力的方式,目前中国的铁路营业里程已经超过了10万公里,去年铁路总公司采购了190组动车组和2000多列新型客车。但这只是一方面,调度方式的选择对于运输效率的高低,也起着决定性作用。解决‘一票难求’必须采取综合的措施和手段,合理调配各种交通方式,发挥全社会的力量,相信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中国经济周刊) 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4/0121/c1004-24177730.html |